1955年,湖北红安,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多年的郑位三,忽然被列入一份特殊的待遇名单。他没有军衔,也没有担任政府职务,却被安排享受元帅级别的待遇。消息传开后,不少人感到疑惑:一个看上去像普通农民的人,究竟为革命作出过什么贡献?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,1902年出生于湖北黄安,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。读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时,他因考试名次为第三,便改名“位三”。这个名字伴随他走过了此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。 在学校期间,郑位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,逐渐认识到,单靠课堂上的知识无法改变乡村的困苦局面。毕业后,他以教书为掩护,联络进步青年,传播新思想。1925年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随后投入艰苦的地下斗争。 大革命失败后,湖北各地处在白色恐怖之中。郑位三没有离开家乡,而是参与组织黄安九月暴动,为后来黄麻起义创造条件。那时的斗争并不具备充足的武器和兵力,许多工作只能靠秘密联络、口头传递,稍有疏忽便可能牵连多人。 真正考验他,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之后。1932年,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进攻,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,鄂东北留下的部队和干部处境极其困难。郑位三奉命坚持当地斗争,承担起保存革命力量的重任。 主力走了,敌人的搜捕却没有停止。郑位三把能够找到的干部、赤卫队员和群众组织起来,一边拿枪作战,一边设法恢复生产。他没有把游击队当成临时拼凑的队伍,而是重视训练、侦察和群众工作,逐步建立起多支地方武装。 有同志担心力量太小,难以长期坚持。郑位三回答:“人少不要紧,根子还在,队伍就能重新长出来。”这句话并非豪言,而是他在一次次突围和转移中形成的判断:根据地最宝贵的,不只是枪支,更是愿意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。 为躲避敌军搜捕,他还组织便衣队,举办训练班,讲解侦察、隐蔽和袭击方法。敌强我弱时,不能以硬碰硬,必须把部队化整为零,依靠熟悉地形和群众掩护寻找战机。这些经验后来被用于敌后武装斗争。 那段日子十分艰难。郑位三的三位亲人在反复的战乱和搜捕中牺牲,他本人也患上严重的皮肤病,伤口反复化脓。粮食断绝时,树皮、葛根都曾成为充饥之物。即使如此,他仍与战士们一同钻山林、走夜路,很少把自己置于队伍之外。 郑位三并不是只会做政治工作的文职干部。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后,他留在陕南坚持斗争,面对敌军重兵进攻,采取避实击虚、机动转移的办法,带领部队在包围圈中不断变换方向。敌人找不到主力,地方武装便有机会保存下来并逐步扩大。 在陕南的两年间,原本人数不多的部队逐渐发展,游击区域也不断扩大。郑位三善于根据敌情调整部署,既敢于集中兵力打击孤立据点,也懂得在不利情况下迅速撤离。这样的指挥方式,看似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决战,却让敌军长期无法达到彻底清剿的目的。 长期缺粮和劳累,使他的十二指肠溃疡越来越严重。组织上曾考虑让他离开一线治疗,他却不愿在战事紧张时独自撤走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继续参与鄂豫边区的抗日武装工作,把过去积累的游击经验用于敌后斗争。 解放战争初期,中原地区形势异常严峻。郑位三与李先念等共同领导中原部队,在国民党军重兵压迫下坚持了较长时间,牵制了大量敌军。1946年中原突围时,他已疾病缠身,仍随部队行动,参与了突围和转移。 全国解放后,身体已经难以支撑长期工作,郑位三逐渐退出一线,主要接受治疗和休养。此时的他没有军队职务,也没有掌握行政权力,可党内对他的评价并未因离开岗位而降低。 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,郑位三没有被授予军衔,却经毛泽东同意,享受相当于元帅级别的待遇。这项安排,看的不是一个人的职位高低,而是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最困难的阶段保存力量、在陕南坚持斗争、在中原突围中承担重任的长期贡献。郑位三后来一直处于疗养状态,直到1975年逝世。 特别